文：魏濁安（Giovanni Vitiello）
事實上，風流男旦既是男友男性念社會行動者，又是清代文學人物。
《品花寶鑑》描繪了一種只有在特定社會背景下才會發生的中期著名戀情，這種社會背景正是品花以戲院為核心的男妓世界；與此同時，小說將文人對戲劇表演，寶鑑尤其是隱含關於男旦的知識以及以「花譜」為代表的男色文學傳統故事化。
到了清代中期，旦等的觀《品花寶鑑》中隱含的同於觀念，即名旦等同於男性「名妓」，名妓已經得到廣泛認可；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這一點。風流男性賣淫是男友男性念一種社會現象，它具有自身的清代傳統，大量證據表明，中期著名在十八世紀末、品花十九世紀初的北京城裡，可以找到它最精緻的形式。小說的背景發生在北京絕非巧合，在這個時期，小說裡的人物都傾心於生活在北京。
十九世紀可被視為色情娛樂潮流的成熟期，它（至少）是整個帝國晚期的標誌，而《品花寶鑑》是第一部專注於這一時期的豔情文化的小說，並放大了在那個環境中蓬勃發展的娼優和士人之間的特殊情感關係。
吳存存和郭安瑞認為，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是男優風尚和「花譜」這一文類的巔峰期。這種發展也得到了視覺證據的支持，根據高居翰（James Cahill）的觀點，這一時期我們有了第一次專門致力於男同性戀的色情畫冊。因此，倘若說它也代表了這樣一個時期，即文人和男旦之間的感情具有高度的可見性並相應地在小說裡展現出來，也不必感到過於奇怪。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戲劇和賣淫的社會現實以及文學和視覺藝術中同性戀的表現傳統削弱了這樣一種假設，即陳森寫了一部經過巧妙偽裝的異性戀小說。另一方面，人們不能不同意的事實是，小說的男旦類似於我們所熟悉的敘事傳統中風情萬種的藝妓，而且不可避免地使讀者聯想起年輕書生與藝妓之間的感情故事。
如王德威所指出，這種情感故事的原型是唐代的《李娃傳》，它講述了一位洗心革面的藝妓無私地督促情人的教育和職業生涯的故事，在《品花寶鑑》裡，它尤為體現於田春航和伶人蘇蕙芳之間的戀情，這是該小說講述的除了梅子玉和杜琴言之外又一種崇高愛情的典範。但很明顯的是，田春航和蘇蕙芳之間的關係也受狀元詩人畢秋帆與名旦李桂官之間真實（和傳說的）愛情故事的啟發，在情感八卦的傳播者那裡，李桂官被稱為「狀元夫人」。
儘管如才子佳人傳統中常見的那樣，而且它也借鑑了《李娃傳》之類的異性戀文學的先例，但我們仍然不能忽略這樣的事實，即田春航和蘇蕙芳之間的男性戀情也是基於歷史上著名的男性戀情，它發生在陳森和他的小說兩、三代之前。
更為重要的是，《品花寶鑑》關於男性戀情的修辭模式經過了修改，從而與性別的改變保持一致，這正如伶人採取特定的救贖形式表明的那樣。士人娼優戀情的關鍵特徵之一是，在成功之前，需要將藝妓——雖然下賤，但卻是純潔的藝人——從悲慘的困境中解救出來。
「名旦」對小說的主人公「名士」的吸引力，也取決於前者的悲慘處境——作為孤兒、深陷困境的人，他像女人一樣隸屬於其他人，但仍可能是精緻而自由的少年。正是這種受困的處境引起高尚崇拜者內心深處的同情，並產生為其贖身的衝動。在這裡，男旦的作用就像無數故事裡的妓女一樣，而愛的主題必然與救贖的主題相結合。
因此，愛情作為社會性解放力量的觀念和救贖主題，最終在文學描述中將「名旦」與「名妓」聯繫起來。這就是說，我們還必須注意救贖在各自背景下採取特定的性別形式，就男旦的情況而言，它涉及恢復他們的男性氣質和重塑他們作為士人的身分。從男旦的社會地位和性別地位而言，他們的解放本質上可以被理解是為雙重性的。
此外，小說中沒有妓女這一事實未必支持這樣的觀點，即她們實際上已被男妓取代。《品花寶鑑》也展現了一些妓女的形象，儘管與男旦相比，這些妓女明顯表現為較低等的藝人。缺乏高級女藝妓正是為了凸顯男伶在高雅娛樂方面的優越性，這與乾隆後期男性賣淫的空前盛行狀況相一致。
另一方面，小說裡很少出現妓女，但有各種雅俗不等的男妓。我們注意到，在許多場合，有教養的男旦對於自己被與相公，或者更糟糕的情況是與「剃頭棚子的徒弟」相混淆而深感憂慮。與第一章探討的晚明時期的《童婉爭奇》不同，《品花寶鑑》裡的「名旦」明確是與這兩類較低等的男娼而不是妓女進行對比。
也就是說，這種比較主要是在男妓行業內部，它也與妓女行業一樣魚龍混雜。這再次削弱了認為在修辭上應該將這些少年視為女孩的觀念，當小說本身對男旦的性別產生更具細微差異的評價時，尤其難以繼續贊同這種解讀。
梅子玉的母親第一次見到杜琴言時，發現他不僅酷似未來的兒媳婦，而且跟自己的兒子也很像。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她在杜琴言的美貌中感受到兩種不同性別的特質；或者，杜琴言的女性氣質使他成為男旦之典範，同時又像上流社會的年輕文人——如她的兒子——那樣（嫵媚）英俊。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在性別方面，小說裡的「名士」和「名旦」從一開始就是密切關聯的，因為他們都認同一種被《紅樓夢》扭曲的女性化的男性氣質。
除了這些理想人物之外，《品花寶鑑》的反主角奚十一和潘其觀都是上流社會人士，他們有著不同的性別、性態，文化高雅程度也不一。小說的大反派奚十一被描述為皮膚黝黑、身材魁梧高大，「粗」得像「武官樣兒」。這種勇武男子氣的外表象徵著不大精緻的男性氣質模式，而且與攻擊性的性態相對應。與理想士人聲稱對男旦懷有貞潔的仰慕之情形成鮮明對比，在這類非典型的男人看來，後者只是性愉悅的來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