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仁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助研究員）
布琮任教授的手挽水推舊作新集《手挽銀河水：清季人物、歷史與記憶》，銀河與華洋交焦點在清末數位人物：「曾左李」、薦序界之間薛福成、改朝丁日昌與馬士（H. B. Morse）。換代人物主題在歷史寫作中向來有重要地位。晚清
中國傳統史學的中國主流被認為是帝王將相的歷史，本紀與列傳組成基本敘述。手挽水推從彰顯個人功業的銀河與華洋交傳記，到時代稍晚有以重要人物串聯起來的薦序界之間各種歷史，如由大思想家組成的改朝思想史、重要科學家組成的換代科學革命史、大導演的晚清組成的電影史。
這樣的中國書寫模式背後預設的是，推動時代前進的手挽水推力量是少數偉人的雄才大略，他們的智能、創造與野心。而選擇誰當英雄、強調那些特質，則反映了時代的特色。如在晚清，受到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偉人傳記的影響，班超、鄭和，以及「虛無黨女傑蘇菲亞」成為傳記主角與作者期許讀者們仿效的對象。
相較於這類偉大敘述，另一種與之並行的人物書寫是知名人物的逸聞趣事。這類邊角小敘事可說是來自《世說》及品評人物的傳統，一度是筆記中的重要類別。在晚清之後由於新媒體引入，簡短有趣的名人軼事正適合放進報章雜誌。從報刊集結的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可說是其中翹楚，成為晚清民初人物掌故的經典之作。
隨著歷史學的學科化與社會科學化，強調個人獨特性的人物書寫一度在學術寫作中受到抑制。歷史學者所應該探討的是歷史中的環境生態、物質基礎、社會結構、階級衝突、時代精神等集體因素，而不是在拉抬特定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性質。傳記或年譜在某些標準下亦不被當成學術著作。然而這樣的方向若推到極端，成為沒有「人」的歷史，也勢必遭到質疑。
個人的生命歷程雖然受身處時代所限，但時代沒有把每個人都變得一模一樣。個人在時代限制下的選擇、意志與行動的展現，往往是讓歷史軌跡有不同方向的關鍵所在。
由是近年無論學術與非學術的歷史寫作中，人物又重新被帶了進來。其中一種特別有力的寫法是藉由歷史中較邊緣的人物，從他們的人生經歷中帶出以往歷史大敘述中無法揭示的部分，如Laurel Thatcher Ulrich寫美國獨立革命後不久新英格蘭鄉村的產婆、Henrietta Harrison寫改朝換代時的山西鄉紳與馬戛爾尼使華時兩邊的翻譯，以及最近程美寶寫十九世紀珠江口華洋交界一名「不知何許人」的少年。
這種寫法得以成立，必須歸功於歷史材料的發掘與運用。無論是檔案、書信與個人日記，這些材料都可讓後來的研究者更接近歷史人物的生命歷程。即使之前已經有許多研究的大人物，在材料的發現與重新檢視，以及研究視角的變化之下，也可以呈現新的歷史意義。
另外這種帶進人物的寫法可以展現出力量的條件之一，往往是這些被書寫的人物處在歷史的變動之中，如時間上的「改朝換代」或空間上的「華洋交界」。在變動之下，個人必須在夾縫中做出許多選擇，無論是新與舊的交替、或是不同政治與文化間的碰撞。而這些選擇都可能讓他或她的生命轉往不可預期的方向。這種不可預期製造出來的戲劇性懸念，就是吸引讀者目光、引導讀者重新思考歷史情境的動力所在。
《手挽銀河水》選擇的人物，無疑是在中國近代史的變動之中。他們一方面因為這些變動與前代人有不同的生命軌跡，而他們個人的作為也成為推進歷史變動的力量。
曾左李、薛福成、丁日昌與馬士共同經歷的是十九世紀中葉太平天國及其後清帝國的各種改造運動。這裡的重要背景是清帝國經過內外的頓挫，從地方督撫出發的革新力量主導情勢，而以之為核心的幕府成為有才者施展手腳的場域。經由舉業上升的管道已雍塞多時，而由於地方大員開展各種新事業需要各種能人，諸如薛福成與丁日昌等人才掌握了這樣的機會，投入轉換的輪轍之中。
這些新事業所需要的人，固然不與傳統的學問全然斷絕，但同時需要的是接受並轉化新觀念，以及處理實際事務的能力。布琮任教授從他們的言說與作為當中梳理出新舊交接的面向。
這些新事業的觀念與技術很大部分來自海外，除了轉譯的功夫之外，也需要直接來自歐美的人才。一如美亞非洲的新天地，中國也成為歐美年輕人發展生涯的目的地。儘管未必有相關背景，畢業自哈佛學院的馬士和許多年輕人一起被招募到中國工作。
從相關的書信資料，布琮任教授可以帶我們回頭看這樣一個年輕人在中國開展事業時所遭遇的情況，諸如同學網絡的重要性，或是概念與工作態度的衝突。在許多來到中國的年輕人當中，馬士顯然做了較多正確的選擇。
本書著重的是他前半段在中國的生涯，馬士回到歐美之後，中國經驗加上他本身的天份與勤奮，他對中國錢幣的研究，及所撰寫的三冊《中華帝國國際關係》（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與五冊《東印度公司中國貿易記事編年，1635-1834》（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讓他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研究的知名學者，並且影響了之後美國中國研究最重要的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而他假借一名中國軍官兼翻譯的視角所寫的太平天國記事《太平之日》（In the Days of the Taipings），則又巧合地呼應前述的一些主題。
